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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?

发布时间:2020-07-10   浏览量:575   

 

日本的史学界对于近代史的分期向来存在着分歧。一般而言,将明治维新以后,称为近代史,江户幕府体制时期则归入封建社会。不过,有日本学者提出质疑,幕府晚期已逐渐出现近代化的曙光,感受历史跃然的萌芽,这种归类似乎失之精準,很可能导致论述者偏离轨道,无法顺利抵达历史的深处。因此,我们考察这时期的思想史发展,即会遇见这传统性学术的规範,而为了克服此挑战,看来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,至少做出历史性的概括,将此思想「前史」明确地标记出来。

众所周知,自十七世纪以来,德川幕府为了彻底刬除日本境内的基督教势力,採取卓有成效的政治宗教策略。首先,赋予佛教正统地位,将全国民众与寺院结合起来,并充分运用佛教的葬祭仪礼,深入民众的生活,但这样做并非推广佛教的教义,而是政治意图的操作。其次,本质上,佛教思想与重视阶级秩序身份的幕府体制,不可能通约又不相融。幕府之所以这幺做,很大原因在于,当时佛教势力已不具实质的威胁,仅存思想信仰的形式,这是顺水推舟的结果。

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?

幕府建构封建秩序的思想基础,不是传播无常观的佛教,而是儒教和朱子学。这个思想有其特质,它试图将所有人做出区别,标示出上下尊卑的位阶,有秩序地维持整体社会的发展,如此便可从中取到稳定的经济来源。换言之,将所有的日本人划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种身份,不但可以巩固统治基础,各个个体的家庭生活内部,这个阶层意识必然会得到强化。对幕府而言,要推动形塑这种政治思想,并使之继续维持稳固,就必须借助儒者的学问论点。例如,林道春在「春鉴抄」提到「天尊地卑、天高地低。如上下之差异,君尊而臣卑,平民亦复如是。」朝山素心「清水物语」也说,「若失上下之位,世间之纲常,则紊乱也。」这些强调尊卑关係和社会秩序的论述,甚至在爱情伦理观方面,同样有这朱子学观念的渗透的痕迹。

当然,这并非说儒学内部不会出现变动,始终立于权威的最高点,不受因时代变化促成的新的挑战。但是历史向我们揭示,随着生产力的提升,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,町人(商人、城镇居民)财力的增加,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日渐衰退,各种崭新的思潮必然奔涌而至,致力于改造社会的儒者,不可能不提出他们的经世之术。山鹿素行(1622-1685)即是典型代表之一。

这位江户前期古学派的儒者,曾在林罗山门下学习「朱子学」,后从北条氏长、小幡景宪学兵学,兼学神道、佛教及老庄哲学。1662年(承应元年),他强烈批判作为官学的朱子学,大力倡导日用之学,对汉、唐、宋、明诸儒悉加排斥,主张直接继承周公和孔子以求圣学本旨。其后因触犯幕府的忌讳,被谪至赤穗达9年之久,得到藩主浅野长直优遇,在该藩有很大影响。1675年(延保3年),他获准退居江户,直到临终最后10年,在江户传授兵学的精要。确切地说,山鹿素行的经世理论和兵学思想带有浓厚的武士色彩,被称为山鹿派兵学之祖,门弟子前后达4000人,幕末时期吉田松阴正是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一人。

不仅儒者抨击着幕府的朱子学,作家平贺源内(1726-1779)更在其戏剧「风流志道轩传」中说,「所谓迂儒学究,乃着武士礼服,于井中汲水,以火炉烤甘藷,受唐之废物束缚,己身不得自由。」写过诸多经济着作的海保青陵(1755-1817),在「万屋谈」一文中,对于封建性的教学提出强烈批判:「凡儒者皆为迂腐所蔽,不辨事物之理,全为愚蠢之见。故吾人不必依从儒者之说。」、「纵使其说貌似有理,皆于世无用,落于空泛议论也。」在「天王谈」文章中,「当疑者应疑也、不可扭曲原理⋯⋯」以此呼吁民众要摒除权威崇拜,切毋盲从妄信。这两位思想家都通晓西方学问,立场极为坚定,在那样的时代里,能够提出反传统的批判言论,必然冒着很大风险。毕竟,在思想版图仍然固若金汤的江户末期,有此异端思想的勃发,宛如压低的天空忽然劈下数道惊雷一样。

从那以后,日本的国学者逐渐摆脱「汉意」的限制,换言之,他们放下景仰中国的眼镜,不带中国倾向的思想观点,而是以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,从事各种领域的探究。这方面以本居宣长(1730-1801)为代表之一,虽然其国学带有复古神道的神秘主义的属性,但在和学(日本学)、史学、地理学、农学、本草学、医学等等,包括人文自然领域,都取得可观的业绩。然而,我们不禁要问,为何幕府锁国体制如此坚固,却阻挡不住来自西方的文明、学问、知识的渗透?有一种论点指出,幕府之所以面向西方开放,很大原因在于外部压力。首先,幕末时期与欧美各国接触交和交涉频繁,接着长崎这个与荷兰通商的窗口,不断获得新的知识,这严重冲击着日本这个岛国的传统学问和历史视野。尤其,从杉田玄白(1733-1871)透过人体解剖实验,推崇荷兰科学性的解剖学,这个新知的力量起着重要作用,震撼着日本人的心魂。

对于始终维持原状的统治者而言,随着产业革命的提升、西方列强的军事实力逐渐擡头,其实已无法做出抵抗,儘管在幕府眼中,他们瞧不起这些「蛮夷」国家,更不想向西方学习,真要学习的话,只有技术方面,至于蛮夷的道德和思想,他们兴趣索然毫不关注。自新井白石(1657-1725)的西方观点以来,统治阶层一贯见解在于,日本的兰学乃至洋学,不应自我设限,抑或为了巩固封建秩序,而是必须将此实用技术应用于自然科学的领域。佐久间象山(1811-1864)这样的西方论者,对于「东洋之道德,西洋之技术」的封建思想,同样深所迷恋。我们若回溯一下,「黑船事件」带给日本的冲击,同样可以得到许多历史的动向。1853年7月8日,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四艘「黑船」(蒸汽军舰)舰队,先是经过下田港,接着来到浦贺港抛锚下碇,从此打开与日本的通商之门。但不无讽刺的是,「黑船事件」这屈辱性的威胁,却致使攘夷的幕府内部最终同意建设海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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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前述,当封建思想的权威,因其西方外来思想的冲击,原本在元禄.享保时期,对于西方现代化和社会原理所知有限的民众,进而开始意识到新时代对他们的期许。不只儒者提出批判,作家们在作品中提及的观点,同样发挥很大作用。写过《好色一代男》的井原西鹤(1642-1693)在「诸豔大鉴」中,不无讽刺地说,「大名(诸侯)之崇隆,天下无可替代」;以《曾根崎殉情记》闻名的近松门左卫门(1653-1724),在「夕雾阿波鸣门」作品中,藉题发挥「侍(武士)与町人无贵贱之分,端纯高贵之心」。实际上,这些反政府的言论都未能打破四民阶级的划分,却为明治以后提倡人类平等的概念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
从这论述的基础中,我们似乎可发现尊皇攘夷论,之所以成为改革的指导精神,发挥有效的作用,很大原因在于,德川幕府的领导阶层深切的认识,他们根本无力克服和抵抗外部压力,又担心沦为欧美的殖民地,因此不得不向西方开放门户。

进一步说,吉田松阴(1830-1859)当年于「戊午幽室文稿」的呼吁,已清楚朝王政复古的方向前道,到了庆应四年(1868),亦即明治维新元年,幕府政权垮台,大政奉还给明治天皇,时代由稍具封建色彩,转向迎向力图全盘西化的明治的颜色。一个新的帝国从此诞生,但是摆在其面前的内部矛盾,并未因其新政府的建立而消失,而必须是每战必胜的镇压和杀戮。这个胜利的赢得,有爱国志士的欢呼,有为幕府终结的惋惜。诗意地说,明治这个国家的形成,其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披覆,都给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留下不可抹灭的印记。至于,作为后见之明的我们,只能从这些历史的蜘蛛马迹给历史做分期,以方便我们随时进入那个年代,考察或考古或随意思想,全凭理智的读者决定。

(注:本文参考丸山真男《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》、家永三郎《日本道德思想史》、鹿野政直《日本の近代思想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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